对话马原:我是这个时代小说写得最好几个人之一

2018年3月，九叔接受《北京晚报》记者陈梦溪采访。以下为访谈实录。

一个一生随性的人

书乡周刊：生了病却不接受医学治疗，从大城市跑到山林间，你做了一个很大胆的选择，当时很多朋友都劝你。今天再看这个选择，你会怎么说？

马原：我这辈子在别人眼里最了不起的事情就是得了大病敢不治，比我小说写得怎么样重要地多。我跟别人最大的不同就是随性，我可以做任何任性的事情，大多数人成年后其实就没有了任性的权利和资格。我这辈子和别人最大的不一样其实在这儿，不在其他的方面。

可能在你自己的粉丝中你是半神半人的角色，但是在自己生活中什么最要紧呢？就是随性。一个一生随性的人，活得一定比那种看人眼色、夹着尾巴做人、处处要把自己隐藏起来的人要舒服地多。而且我敢放弃在上海优越的生活、很好的社会地位、200多平方米的大房子，来到山里面生活。

书乡周刊：一开始你选的地点在海南，后来才找到这里，云南有哪些比海南更吸引你的地方？

马原：海口我有好几套房，常住的那套是真正的海景房，270度海景，三面环海，景色特别美。但是我发现我好像更喜欢山。在海口我就没觉得那是我最后的归宿。当然海口的几座大山我都去过，五指山、尖峰岭等等，但是没有特别中意的、可心的地方。

2011年春节，我偶然走到这，看见的第一眼就觉得，这儿我上辈子来过。我要找好水，怎么判定哪儿的水好呢？我想好茶是好水养出来的，我重点找过几个茶山，我去过安溪和武夷山，武夷山我特别喜欢，但那里属于福建北部山区，冬天太冷，不宜居住。在这种地方落脚，得心特别静，特别宅才行，不然受不了这个寂寞。我们想找个保姆，保姆都觉得寂寞，待不下去。能耐得住寂寞的人不多。为这个泉水我多花十万块都愿意，因为我有自己的泉水，我的邻居都没有，我觉得自己赚大了。

书乡周刊：换水这个理论是你自己的想法，还是受别人或书上观点的启发呢？

马原：是我自己的。我觉得患了病的身体就不治疗了，当你得了治不好的病的时候，从哲学上强治一定没有好结果。现在得了治不好的病的人绝大部分都是强治，结果都很惨，一个是病者受罪，在非常短的时间里就离开，没有离开的那些也都维持着很不好的状态。这两年对于生命质量的讨论很多，很多人都提出活着的时候有点尊严，不要插了无数的管子，最后却是奄奄一息，只剩半口气的状态。

书乡周刊：花姐对你“放弃治疗”的态度是怎么想的？她支持你吗？

马原：花姐的性格是那种示弱的人，绝大多数人是要强的，但她不一样，她示弱，跟我特别和，我们结婚11年了都没吵过架。有时候我高声几句，她就不说话了，过一会儿说，老公别生气了啊。女人不就这样嘛。她示弱你有什么脾气啊。但其实花姐内心是个无往不利的人，但她以水的那种性格和人相处，我有棱有角，但她绕开我。所以我生病选择不治她也挺支持我的。她内心很强大，我之前遇到一次意外，她一点都不怕。

书乡周刊：你指的是刚来这里建房子的时候，被一群当地人打伤的事，当时很多媒体都报道过？

马原：嗯，深夜来了一群小伙子，上来就打我们，她一点都不怕。我事后问她，你真不怕吗？她说真不怕，你们要打我老公，我就是拼了命也跟你们没完。但是平时见到一条蛇她都会尖叫。我生病一开始叫她离开我，不想拖累她，她觉得生病不是什么问题，遇到大事她一点都不慌。所以我生病是有她在背后强大的心理支撑。

书乡周刊：你在文章里说过你们每天都在谈恋爱，用现在的话就是秀恩爱。

马原：花姐没读过什么大学，没有读过什么书，认识我之前，她一本书也没看完过，对看书也没有兴趣，但是她是个很包容的人。我认识她这11年来是我这一辈子过得最好的生活，写东西写得最多的时间，而且在这11年中我是一个重病在身的人。我今年66了，也就是说六分之一的生命是跟花姐在一起的，这六分之一的生命长度里完成了我写作作品的一半，我最大的幸运是遇到花姐。我们还有一个最好的作品就是我的儿子马格，他是个特别可爱、特别漂亮的男孩，他是带给我们快乐的源泉。

同行里最没出息的就是我

书乡周刊：你关注新一代的写作者吗？现在很多我们称为作家的年轻一代创作者都不怎么写小说了。

马原：其实就是当明星。我和张嘉佳、刘同是同一个职业吗？你们可能还把写书的人叫作家，但我早就不说“作家”这个词了，我更愿意用“小说家”。小说家和广义的作家不是一个行当，虽然我们也一起参加过文学的活动。最重要的是做的事情从本质上不一样。

小说是个特别好玩的事情，一个好的小说家一辈子要创造几十个人物，写出几十种人生，有的长、有的短，有的两千字，有的两百万字，但他是在不断造人、造人生的过程。这和美食、游记、杂文、随笔是很不一样的，是不一样的事情。我也不觉得写小说一定比别人做的更高明一等，但是我们小说家做的事情比别的作家做的事情更有趣，有原初的味道。小说家是个“无中生有”的职业，其他所有的写作都是“有中生有”，单就这一点就不一样。

书乡周刊：你是单纯享受那种创造命运的乐趣的人，你创造的哪个人物最奇特？

马原：我一辈子写的最多的一个人物叫“姚亮”，我把他定位成一个男人，一个随着我的年龄变化而变化的男人。当然我会有一些个人的经历和经验，也有观察身边人的经历，但是整个人物和关于他的故事都是无中生有的。这和报告文学、传记、非虚构的路数差别很大。说心里话我特别爱我的职业，懵懵懂懂的时候就选择了这个职业，最初是阅读，接着照猫画虎，一晃就一辈子，几十年这么过来了。说老实话，我算是我们这个行当里特别幸运的，一辈子写虚构的东西。

书乡周刊：你没有曾经尝试写一些纪实类的东西吗？

马原：其实曾经纪实文学大行其道，但我一直都是一个比较“非主流”的作家。就是这么一个边缘的写作者，留下来了。我写了四十多年，到今天还有读者，还在一本书一本书地出。我们那一代最红的一些小说家，现在作为小说家早就不被阅读了，他的创作早就过去了，因为不再写了。开始写作的时候红透了，慢慢地就改弦更张了。这是一类作家。

还有一类，比如陈忠实，是比我大一辈的作家，是我们的兄长，但他在《白鹿原》获奖之前在文坛不是一个重要的作家。最近的例子是写《繁花》的金宇澄，在他被大家熟知的时候，已经六十多岁了，此前很少人听说过他。我这一代人里我算是最没出息的，我没得过任何奖。

书乡周刊：是说你没拿过任何重要的文学类奖项？

马原：不能说完全没得过，十月曾经给我了一个十月文学奖，但是大一些的奖都没有。我年轻的时候没意识到，我们写书原来求的是书外的东西。我其实走了一条“歪路”。从成功学这个意义上，同行里最没有出息的人就是我。因为我在学校做系主任，会面对各种的考评和成绩。有一件很有意思的事就是，写小说不算科研成果，评论这篇小说算科研成果。就是说，我写了《纠缠》不算科研成果，你写个《纠缠》的读后感就算。

书乡周刊：但是我并不觉得你对自己的“不成功”是不满意的。

马原：我在跟你聊这个话题的时候，确实不是在为了自己不拿奖而自卑，其实反而是一种自傲。我很为这个自豪，这个就是我写小说一辈子的信念和理想。一开始我以为是他们跑偏了，后来发现是我跑偏了，我掉到管道里去了。

我是拒绝改稿子的

书乡周刊：去年底新出版的这部《黄棠一家》里写了很多新近的新闻事件，包括微博的一些事情。

马原：其实这个小说是我2013年写的，我同时写了两部长篇，没着急往外发。《黄棠一家》的发表就出现了障碍，《花城》要去了一段时间后就告诉我需要删，我不肯删，我说要不就不发了。我很不开心，他们一删我就弄得兴趣特别寡淡，我就觉得怎么会这样，《纠缠》就出得特别顺利。后来碰到了孔令燕，她看了之后决定要出书，我在写了四年之后才有出版的机会，她是以出贾平凹的小说闻名的，贾平凹大部分小说都是她出版的。他们曾经有一些修改的意见，我跟她说，你可能不够了解我，我（的小说）是不改的，认识我的编辑都知道，我是拒绝改稿子的。

书乡周刊：你和贾平凹先生都属于一直在创作和出作品的作家，他也是每一两年就出一本新小说。

马原：我和他其实写作路数是不太一样的。他是主流作家。从印量上讲，他的每本小说20万（册印）起，他是在这个国家每本书都保持这个印量的纯文学的唯一一人，这个标准在任何社会都是主流作家，就是在任何时候都一直受到读者喜欢和追捧的作家。王安忆的印数比贾平凹要小很多，但王安忆的每一本书都会有大量的报道，一本书出来就会被热评、热议。

书乡周刊：那么除去销量和业内的评论，你怎么评价自己在文学史的位置？

马原：我肯定是这个时代写得最好的几个人之一，这个我不用谦虚。我写了四十多年，到现在还有人看我的书，我四十年前写的小说，现在拿出来还可以出版。我其实很为我不是一个主流作家而骄傲，我的小说不过时。，大家看的时候觉得无缝对接，只有那些好事的人会说，马原的小说里有七个他之前的小说。

书乡周刊：《黄棠一家》也有评论说写的事件是许多新闻事件的集合。

马原：他们说我写的是新闻串烧，连这个话都说得出来，这是我五年前写的啊。其实我想说，你看到小说里面的那些事件，我在五年前就看到端倪了，你们觉得像新闻，但是再新都是五年前的。因为我不必去跟媒体打口水仗，去支人家的罗锅。但是大家说我写新闻串烧的时候，倒不如说是旧闻串烧，准确说是我对我们时代出现的乱象的一种编织。

书乡周刊：“黄棠一家”的意思谐音就是“荒唐一家”，所以你要表达的价值观其实很隐晦。

马原：我要表达我们现在的拜金、物质、功利……真是糟糕，我把它们编织到一个家庭故事里，写了这样一家人。我跟鲁迅那种批判还不是一回事，他是带着针砭、摧毁、作战的意味，我根本不是。但我写这一家人做的事儿不都冠冕堂皇吗？黄棠做了坏事了吗？黄棠的儿子做错了吗？也不算错。但是整个（读）下来你会觉得这家人这么可笑。

书乡周刊：所以你刻意把这一家人的结局写得不好？

马原：其实不是刻意的，你说是悲剧也好，闹剧也好，我是先知道结尾，再去写前面的。这一定是一个特别好的结尾，这个结尾是这个家庭的支柱。中国很多北方城市都缺水，这个家庭和所在的城市其实是很多北方城市的缩影。我当时想的其实不太多，更多的是一个小说家一辈子的直觉和经验。我有一篇文章就叫《金钱是个什么鸟》。

书乡周刊：小说里有很有趣的一点，就是作家把自己写进去了，故事结尾，这家人的一个朋友来医院看望黄棠，这个朋友叫马原，小说的最后一句话是“他叫马原，他是个小说家。他也就是我，我就是那个叫马原的汉人。”这样设计有什么意味？

马原：我一直觉得写书的那个人一直是在场的。他隐身也罢，不隐身也罢，我就是要用一个简单一点的方法论去告诉读者，我在，离你们不远，就在你们身边，他在看你们，在看你们的故事。

因为小说的方法论里面最重要的是视角，最主要的是上帝视角、全知视角和主观视角，其实还有第三种视角。我们知道人物关系有三种，我、你、他，这三种视角在小说里我都用过，当然现在我写了几十年小说已经不太耐烦去不停地转换视角了，但是我还是愿意告诉我的读者，写书的那个人一直都在，有时候你们没发现他。这是一个很大小说的奥秘。小说视角永远是小说家最有趣也最丰富的课题。